此乃宪法未有效实施的突出表现。
[110]其实正是在这种犹豫和含糊的表达中，宪法委员会也获得了未来发展的可能空间，其未来的角色是由其自身来把握和决定的，宪法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实践中的创造性就是在这种没有禁止的规定中逐渐地孕育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宪法委员会在其后的宪法实践中逐渐地实现了对议会立法权保障的回归，这意味着其超越了1958年宪法关于第34条和第37条的规定，另一方面，它也逐渐地实现了从权力监督人到权利保障人的嬗变，特别是宪法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实践中把握了基本的主线，将自制与能动相结合，在推动法律秩序宪法化的同时，也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宪法权威，并跻身共和国重要国家机关行列。1948年4月23日，依法举行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
来源：《清华法治论衡》（第18辑） 进入专题： 法国 宪政 。这一切都体现了法国对于人民主权原则的理解和认识，并且在实践中转化为对于法律优位主义的接受。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1830年七月王朝的建立才是法国大革命终结的标志，因为七月王朝与波旁王朝依然存在血统关系，代表顽固封建势力的波旁王朝在法国的消亡才是大革命结束的标志。[92] 1799年宪法所规定的元老院成员的人数及任命程序因1802年的元老院令和1804年元老院组织令而有较大变化，参见胡锦光：《论法国宪法监督体制》，载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24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57]他还主张应该抛弃第三共和的绝对议会制，在政府的行政权与议会的立法权的关系上，他更看重政府的行政权。
[34] 戴高乐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这种制度在过去12年内一再做出了各种表演。公民本人及其财产对国防所应负的义务。宪政宪政，应该是有明确的宪来规定和制约的政，应该是用明确无疑的宪的标尺去度量政治行为结果的政，是正当程序也同样被视为正义的政，而不仅仅是只要道德性质上可以评价为德和仁就万事大吉的政治。
这种天法跟人民公意议决（集体投票表决）是绝对无关的。就像母亲在夜里借雷霆之威吓唬不停哭闹的婴儿一般。二是说统治者要对人民进行德教，用道德教化或感化的办法来改造人民，移风易俗。这些说法，名义上是强调人间法制源自上天（上天所赐，或系天经地义），实际上是假借天威来强调国法或王法的威力，威吓人民。
过去多少年，我们一直习惯于说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如何腐败残酷，如何压迫剥削人民。我们不能说，人民最看重的东西，人民最喜欢最追求的东西，只要我们党和政府都当成头等大事去努力追求，竭力去当好这些最美好的事物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先进的生产力、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等等，这就等于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和宪政了，我们的政权或执政资格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就完全没有任何疑问了。
是圣人祸乱不兴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这种传统，至今还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德政还包括给人民恩惠或好处的意思，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民之所恶而去之、制民之产、富民、足食、为民父母，哺育百姓等主张就是德政。所谓仁政，其含义与德政相近。
我们今天的行政法制建设虽然有成就，但是很多人还没有真正认同依法行政、依法限制权力的理念。我们党在解放区如何实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使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推翻了蒋家王朝，解放了全中国，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了出来……等等，就是要说明我们的政权的原始取得的合法性正当性。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中，谁也不敢说要法律至上，因为那就等于否定皇帝的至上权威。就是说，一般的公务违法行为乃至私人生活方面的违法行为，只要没有太大的道德上的恶性，没有达到道德败坏至极的程度，就不要动用法律程序制裁之，不然就是小题大做了，就是苛求了。
所谓德政，就是儒家所主张的为政以德.这句话，一般说来有两层意思：一是说统治者要用自己的高尚德行率领人民、引导人民。先秦思想家荀子言，有了贤能之人即君子当政，才能做到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即把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事情也处理得很得体。
一是说政权的原始取得是通过道德仁义，是以道德仁义感化和恩惠了人民，人民投奔或归附使我们的政权有了合法性。这就是儒家学者们老是喜欢宣传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任何权力绝对不能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比如刘邦杀白马盟誓所立的非刘氏不（封）王的宪法，吕后当政马上就违反了，大封诸吕为王，满朝文武也没有办法，没有任何法定权力或程序来制止或纠正一把手违宪。二是说国家政权或领导人的天职或本分就是给予人民德、仁、善。惟以一人利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当今中国仍然盛行的很多说法，或多或少继承了这样的传统理念。法律只需理其荦荦大端者，不必繁苛周密，因为那样反而捆住了官员实行德政仁政的手脚。
是革命者领导人民推翻了从前那个腐败的政权，解放了人民，因而才有了合法性正当性。如儒家说统治者要居仁由义、仁义为本、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惟仁者宜在高位，都是主张统治者以自己的仁德或仁义修养感化人民。
我们民族的最高最大的法，大概就是所谓洪范，就是天叙、天秩、天刑。宋代名臣范仲淹由此引申：此言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
或者说，用道德的理想去教育官员、苛求官员说得多、管得泛，对健全法定的监督机制说得多作得少，这就是传统体制和观念影响的结果。这一切与宪政的要求差距太远了。
为了万民公益，他可以随时超越现行法律作出任何决定。【作者简介】 范忠信，单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关于宪政的第二要义，宪法至高无上，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也是不具备基因或细胞的。尤其是，在执政党的各级组织正在真实而广泛地执行国家行政权力的时候，如果要贯彻党的领导人早已提出的执政党依法执政的主张，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因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国家动用那么伤筋动骨的法律程序，包括国会弹劾审判，在我们国人看来简直就是滥用程序、浪费公帑，是最不划算的事（注意：当时我们的报章评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否定这种小题大做的弹劾审判）。顶多几年一度用人民代表投票对政府施政绩效进行一下评价的方式就可以证明了。
就是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所谓哺育，具体作法就是给人民德、仁、善的待遇。
老实说，在一个人民大众既不能通过全民直接投票公决的方式制定宪法，也不能通过自己直接选举的代表参与制定和修改宪法及法律的国度里，人民公意立法实际上是落空的。很多人仍习惯于以传统的德政、仁政、善政思维看待今日中国的政治和法制问题，甚至误将类似于德政、仁政、善政的主张和实践看成是建设宪政。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等等，总之就是强调官吏们要以君子般德行作人民的表率。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的立法是否违宪，对于领导各级人大的执政党的政策或行政决定是否违宪及是否违法，都没有设定外在的平等的权力来监督审查或纠正。传统中国的统治者最喜欢宣示或装饰的政治形态，是德政、仁政、善政。我们的人民，历来被视为群氓，是需要圣贤教导开化的、需要统治者若保赤子（爱民如子）般呵护的嗷嗷待哺的婴儿。
还有正式一些的说法，如民之所欲，长在我心，急民所急，想民所想、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关心民众疾苦、关心群众生活、改善民生，其实或多或少也包含有前述观念的因素。在这样的监督理念或体制下，负有监察职责的官员们所关注的只是及时发现国家官员的不德、不仁、不善的行径，并及时纠劾。
关于这一点，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很不懂的，甚至是刻意排斥的。官员的个人言行举止只要不合圣人教导、不合风俗，总之稍有不妥者，就会受到严厉的督察或申斥。
这样的说法，虽然也包含了国家权力须有人民拥护才正当的意思，但毕竟不是人民直接投票选举领导人。所以，我们传统留下的这种监督机制和监督理念，是道德评价大于法律评价的理念，实质上会起到放水养鱼亦即把小的违法失职官吏逐渐培养成严重的贪赃枉法巨蠹的作用。